尚有四成企业不能按照新国标，履行烟气在线监测职责。

　　所有企业都认为公众投诉的主因是“对企业采用的技术不了解”。

　　48%的企业“非常同意”或“同意”公众由于“企业排放信息披露不够充分”而反焚。

　　面对周边居民的反对，只有1家企业选择“不主动回应”。但实际上，企业更愿意让政府出面。

　　“请问在座的各位老总，谁的公司有公关部门？”场下鸦雀无声。

　　“那么，谁听说过罗永浩？”再次鸦雀无声。

　　场下传出了一个声音：“唉，看来我们也只能管管垃圾了。”

　　这是2015年4月1日，在成都举行的垃圾焚烧发电企业技术负责人座谈会的生动一幕。在座的是八十余名垃圾焚烧企业或设备商的负责人，大多数是中年技术男。这一行业在中国与邻避效应缠斗了近十年，但这一行业依然罕于直面公众。

　　不过，在这次会场内外，邻避效应成为技术之外的讨论热点。一开始，会议主办方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发电分会（以下简称发电分会）秘书长郭云高就冲着参会企业说：“企业要转过身来面对媒体。要更自信更坦诚，自信不一定迎来掌声，但坦诚一定会化解猜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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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邻避效应（Not-In-My-Back-Yard，意为“不要建在我家后院”），指居民或当地单位因担心建设项目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采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

　　南方周末绿色新闻部联合会议主办方就此共同发起了一次风险交流问卷调查，答题者几乎都是垃圾焚烧企业主要负责人，涉及13个省份，调查范围接近全国正在运行的垃圾焚烧企业的两成。

　　这应该是该行业第一次如此大规模接受媒体的问卷调查和采访。　

　　给老总们上公关课

　　尽管没有参会者听说过罗永浩，闫胜还是介绍了2011年“罗永浩砸西门子冰箱”的消费者维权案例。他的目的，是提醒垃圾焚烧企业老总，要站在公众角度，学会公关。

　　在这种行业内常见的技术座谈会上，这位发电分会秘书长助理分享的“与媒体公众开展公关的必要性及操作技巧”，犹如在排满数理化的课程中突兀地插入一堂新闻课。

　　闫胜列举的几个案例都和垃圾焚烧无关。“企业投了很多钱，但因为邻避运动，垃圾焚烧厂就运行下不去了，这很可惜。”他说，“公关不是以不正当手段达到个人目的，不是‘美女+交际’。核心要点就是要公正、透明。好孩子犯了错，大人也不怪他。”

　　专家也谈到了公众关系。第一个演讲的中国环科院研究员张凡，在介绍完新环保法和排放标准后，就以德国和日本的案例告诉企业，如何消除民众顾虑。

　　而企业演讲则几乎聚焦于技术。只有翰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在演讲最后，主动提起部分企业避讳的“邻避效应”。其中企业和周边高校的相处，甚至连垃圾焚烧厂外观都要征求公众意见，要和大学城的风格融为一体。场下老总们纷纷拿起手机拍下PPT中的环保公园，甚至表示下一次的会议要去翰蓝环境所在地佛山召开，学习经验。

　　自2006年公众反对在北京六里屯建设垃圾焚烧厂以来，挺焚和反焚的争论在中国已经持续了近十年，2009年的北京阿苏卫和广州番禺案例更是将这一议题推至高峰。

　　虽争论不断，垃圾焚烧的行业规模仍在扩容。根据《“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到2015年底，垃圾焚烧比例要从20%上升到35%。目前，全国正在运行的垃圾焚烧厂已有约200家。

　　天楹股份总裁曹德标的感觉是，“十一五”期间媒体报道多，“十二五”期间则是投资者关注多，以前行业开会多讨论技术，现在提问的多是投资者。

　　媒体聚焦少，是否意味着企业已与周边居民和谐相处？郭云高认为矛盾依然存在。“大家都不愿意独自去面对。总是觉得我站出来说话，矛头就可能指向我。”甚至在会议举办前期，一些企业老总还和郭商量，能否避谈邻避效应这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