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在广西河池，历时两年的“大环江河流域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项目”一期工程耗资两千多万元，修复了1280亩受到砷、铅、镉、锌等重金属污染的农田，被媒体解读为“环江模式”。

　　作为技术支撑单位负责人，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认为环江从技术和产业模式上都有了探索——政府主导，科技支撑，企业参与，农民实施的模式把各个利益相关方都调动了起来。

　　不过，相较于场地，耕地修复的经验要少得多，在有着“镉米”难题的湖南亦是如此。据凯天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有限公司技术副总经理李娟介绍，湖南的耕地都还在做试点，没有成熟的技术和模式，规模都不大。公司计划今年以1000亩为单位，在修复的耕地上种植有机食品提高价格，逐步推广。

　　其他的重金属示范区也尝试修复耕地，但最终还是因为成本太高而放弃。在铜产量连续18年同行业全国第一的甘肃白银，废水污灌造成了流域七千多亩农田重金属严重污染。虽然获得了7.2亿元的专项基金，但用于农田修复的并不多，只修复了65亩农田，因每亩成本高达10万元而未能大规模推广。

　　“我们想寻找既经济又实用的技术来治理农田，但国家并没有明确的技术和标准。”白银市环保局总工张琼说，“修复完以后虽然重金属不超标了，所用的试剂会不会形成二级污染？是不是可能比重金属还严重？这些都没有定论。”

　　多位专家表明，国外几乎没有耕地污染，无法借鉴经验，而国内已有科研成果的应用也不多。比如“农业面源和重金属污染农田综合防治与修复技术研发”重点专项2016年度申报指南就直接指出：我国在近十年中针对农业面源和重金属污染形成的理论和技术多数仅停留在“实验室”和“论文”里。相较于场地，耕地示范区的另一特点是地偏，敏感，大部分地区不太愿意接受采访。

　　环保组织申请信息公开也杳无音信。湖南省环保组织曙光环保在实地调研后发现了一些问题，便三次向当地环保局申请《石门雄黄矿区砷污染综合治理工程（一期、二期）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但都没有回应。

　　陈同斌坦陈，环江农田土壤修复的效果，验收结果，钱花的是否合理，都有第三方监理和评估报告。但项目涉及到局部地区污染信息，而且管理部门也没有要

　　求公开。“不是对土壤数据保密，而是担心公开农产品质量数据，会造成不良影响。”陈同斌说，“以后如果项目管理公开，可能会向公众公开。”

　　陈同斌觉得，环江农田修复工程除了取得技术和工程突破外，吸引广泛农民参与土壤修复活动，同时还取得良好社会效益尤为重要。项目的实施还获得了精神文明典范。环保部曾在环江召开“农田土壤修复现场会”。

国家“ 土十条”即将开启我国土壤修复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