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联邦环境署污染土地部部长克里斯蒂亚娜·维尔美尔说：“挖掘法尽管并不是法律默认的处理措施，但却是瑞士最常用的方法。”瑞士建筑用地需求旺盛，土地持有者因此会尽可能快地将他们的土地从国家污染土地名册上划掉。

　　可能有人会说，瑞士是一个非常小却又非常富裕的国家，而且没有像西德那样经历了二战后疯狂的经济重建阶段，或是整治东德污染严重的国有重工业的经历。在德国，超过3.7万处被污染土地已经得到修复或正在被修复。除此之外，据德国有关部门统计，还有超过32万处可能被污染的土地（需要修复）。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罗氏之所以如此尊重当地居民的意见，原因在于格伦察-维伦所处的位置。这个德国小镇实际上位于瑞士城市巴塞尔的郊区。而罗氏的总部正位于巴塞尔。巴斯夫的总部则位于距离此处以北260多公里之外的德国西南部的路德维希港。

　　归根结底，在两个国家之间作对比可能有失妥当，毕竟每一个修复决议都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瑞士的某些被污染区域，挖掘有毒材料所带来的风险可能超过其带来的益处。另一方面， Kesslergrube项目的承包方德国宝华资源曾完成过多项德国市中心地区的污染物清除挖掘项目，处理后的地区日后会用于建设地下停车场等设施。

　　巴斯夫面临的挑战

　　巴斯夫表示，其在Kesslergrube修复的地块的污染问题与罗氏公司所有的那一块有着本质的区别。

　　巴斯夫全球土壤和地下水修复部门的乌维·高格里茨称，巴斯夫的那块地污染程度没有那么严重，且面积是罗氏的两倍。因此，若采用挖掘法修复成本会更高，还会比罗氏项目的计划周期要长。罗氏公司的土壤修复项目计划耗时5年。

　　此外，罗氏公司的那片土地上空无一物，而巴斯夫的土地上之前还建了两座污水处理厂。如果采取挖掘法就得把它们迁走。

　　巴斯夫也不认同彻底挖掘清除污染物的方法更加可持续的观点。巴斯夫指出，挖掘法耗时长，无法立刻切断污染源。而且，运输和处理这些挖掘出来的危险物质还会增加碳足迹。

　　高格里茨坦承在未来几十年里都要对密封地点进行监测，从而确保密封墙内的地下水位低于墙外水位。尽管如此，他相信，未来会有更加可持续、更具成本效益的污染处理方式出现。

　　成本和效益

　　目前，成本-效益计算在土壤修复项目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立法机构面临着既要起草法规又要构建金融模型的挑战，尤其是在无法确定最开始的污染方或者政府和社区所需承担的责任的情况下。

　　上世纪80年代，美国曾通过向化工和石油工业征税建立了所谓的“超级基金”，用于净化被弃置或无人管理的有毒区域。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为公共修复项目提供补贴。

　　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起草法律法规的时候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中国最近出台的土地污染治理行动计划就因为缺少有关资金问题的细节内容而受到批评。

　　值得中国借鉴吗？

　　宝华资源（BAUER Resources）正在竞标参与中国的规划试点项目。其执行董事会成员罗曼？布鲁尔（Roman Breuer）警告称，过度依靠社会资本治理污染是不对的。他说：“在修复成本高过土地本身的价值的时候，公私合作等融资模型并不管用。”

　　中国的情况和东德相似。不同的国有重工业在大片大片的土地上反复污染。对中国来说，期望像罗氏在科伦察-维伦一样由某家大型私企全部买单是不切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