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和绿色环保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矛盾？就我国目前的发展水平来看，如何处理好这两者的微妙平衡？

　　赵细康表示，“既要环境好，又要经济好”这个口号很好，就像女孩子找对象都想找“高富帅”，谁都想这样，但现实做不到！发展和环境之间肯定是有矛盾的，在我们现有的技术发展基础上，你要发展经济，把资源挖出来，这必然会破坏到环境。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很有名的定律，叫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全世界100多个工业化国家，在收入水平比较低的时候环境都比较好，当人均收入水平上升到8000-10000美元的时候环境是最糟糕的，但是越过这个坎之后，环境又渐渐变好了。先污染后治理，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是一样。我们常讲不要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是又有哪一个国家能够逃脱这个魔咒呢？

　　那么我们怎么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微妙平衡呢？我觉得这取决于中国目前走到了这条曲线的哪个节点。今天，有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已经越过了库兹涅茨曲线的最高点，我认为还没有。我们现在应该是已经接近峰值，接近最高点，所以现在确实是到了要加大环保投入，关注环境问题的时刻。老百姓现在很关注环境问题，买房子的时候关注周围是否有变电场、核电站、焚烧厂等。在收入水平没有到达这个程度时讲这些都没有用，但到今天时机到了。这个时候政府去做环保是顺势而为，你不做老百姓还会逼着你做。国际上，1940年代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50年代的伦敦烟雾事件，以及日本的一系列污染事件，都是老百姓走上街头，喊口号逼着政府“什么都不要干了，只把环境做好就行！”所有的国家都经历过这一步。所以，老百姓的意识到了这个阶段，收入到了这个水平，越往上走，诉求会越强烈。

　　在新能源及环保领域，政府该如何避免陷入“补贴陷阱”？

　　赵细康表示，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现阶段的问题是，政府对新能源或环保的方向把握不准。我们举个例子，政府总觉得现在对电动汽车行业补贴不够。实际上政府补了很多钱，但是那为什么现在还做不起来？那就说明市场还没有到这一步。

　　我经常讲一个例子，人类最早的时候使用石头作为工具，因为石头容易取得；后来人类开始使用开采简单的金和银；随着金和银越来越少，人们开始挖铜；后来铜也越来越少，但对材料的需求越来越大，这个时候人们开始开采比铜含量高的铁；铁挖得差不多时价格会上涨，人们开始开采铝，我们现在就是生活在铝时代。实际上比铝含量高的金属还有很多，但开采还需要很高的成本。人类从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再到铝时代，背后就是一个技术的边际成本变换过程。

　　我为什么说政府不要轻易补贴新能源汽车呢？就是因为现在新能源汽车边际成本非常高，换句话说我们现在传统能源的使用价格还很低，但新能源的使用价格很高，这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市场缺口，这个缺口你政府补得起吗？这就是市场规律，政府不能违背市场规律和技术发展方向去做补贴。

　　所以今天政府对于新能源领域的补贴，一定要看市场边际社会成本，看新产品与原来的产品之间有没有可替代性，替代性越强，社会越愿意去做，政府稍微推一把就可以了。而且政府的补贴最好不要在过程补，你做好了我才补，把风险让给市场，政府不能无止境地为风险买单。

　　企业主体要进行节能环保，需要引入更多市场工具。您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些比较有效的市场工具吗？

　　赵细康表示，我们在经济学上讲政府的管制手段有三大类，第一类叫做命令与控制，就是强制性手段，刚性的控制手段；第二类叫做基于市场的手段，像税收、排污权交易、节能量交易、补贴等；第三类叫做信息与沟通手段，给予企业更多自主管理的权利，比如说国家要求某企业三年完成目标，但不要规定得太死，企业可以跟政府谈判，前两年可能完成不了这个任务，但我五年内可以完成得更多。这在国外使用得非常普遍，但我国现在还是家长管理，管理得比较死，政府需要给予企业更多选择空间。

　　包括广东省在内的多地都出现了碳交易推迟履约期的情况，您认为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的原因是什么？

　　赵细康表示，碳交易在我国还比较年轻，很多法规和基础性的工作还没有健全完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交易产品比较单一，因为在国外碳交易有配额交易、衍伸品交易还有其他的一些交易类型，而我国只有配额交易。所以碳交易在我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未来至少还要有两三年的磨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