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的“大环保体制”和现在的体制相比，最明显的好处是什么？ 可行性有多高？

　　赵细康表示，正如习总书记说提到的“山海林田湖”的概念，自然生态本来就是一件事。现在在中国，同样一座山有很多部门管理：山的树木归林业部门管，山的低碳归发展部门管，山的节能企业归经济部门管，环保问题归环保部门管，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九龙治水”，最后就变成了“九龙闹水”，这个水怎能治好？这是中国的特点，是计划时代转向市场时代的产物。现在政府需要趋向于精简型政府，把本来有几个部门管的事情归到一个部门管，以防止寻租和推卸责任。大环保体制最大的好处就是提高管理效率，但它的可行性取决于国家体改的决心和进度。

　　政府、企业、公民这三个角色可以分别为“低碳生活”做些什么？

　　赵细康表示，绿色低碳是全社会的事情。政府在这方面可以做出表率，通过低碳采购、节能环保做示范，政府代表公众利益，有很大责任。对于企业来收应该顺应低碳潮流，如果不顺应这个潮流，在市场上就没有立足之地，就会被淘汰。作为每个公民要承担公民的责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低碳生活。我们不追求你能做多少，有更多能力的人多做点，没能力的少做点，大家有这份心就好。

　　要实现真正的“低碳经济”，我们在制度建设和政策设计上还需要哪些创新？

　　赵细康表示，创新肯定是要一直在进行的，第一，政府要处理好跟市场的关系，怎样不违背市场；第二，政府要处理好跟企业的关系，政府怎么发挥企业活力和主动性，而不是去干扰企业；第三，政府要处理好跟社会的关系，政府不要包打天下，怎样发挥社会组织的力量，这一块是我们很需要去学习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学习上世纪80年代英国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提高政府服务效率，把原来由政府做的服务工作移交给市场。

　　“环境环保”和“生态文明”这两个概念在我国经历了怎样的理论发展脉络？

　　赵细康表示，环境问题在中国是一个逐步认识的问题，从50年代开始就有人注意到环境问题，但是当时还没有认识到环境的危害。50年代新中国建立之后，当时把“人定胜天”上升到很高的理论程度，记得郭沫若先生当时把钢铁炼厂冒出来的黑烟比喻成绽放在天空中的“黑色牡丹”，丝毫没有考虑到冒出来的黑烟对自然界的危害。这种状况一直经历到70年代末。之后我们国家召开了第一次环保大会，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从80年代的工业化过程，有些环境问题已经凸显出来，国家已经认识到，当时国务院也成立了一些环境保护机构。到1983年我们召开了第二次环保大会，那个时候就把环境保护确定为一个基本的国策，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执行得不是很好。应该说中央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因为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大家还是以发展为先，发展是硬道理，所以环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忽略。

　　真正对中国环保产生比较大影响的一个事件——就是1992年，当时李鹏总理带队参加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可持续发展，这是1987年由前布伦特兰的挪威首相提出来的。1992年之后，我们国家把可持续发展开始上升到一定的高度。紧接着十五、十六、十七大，逐步把环境问题、生态问题的地位提高。作为一条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我们在2009年参加了哥本哈根环保大会之后，又把低碳上升为一个高度。十八大，在改革开放30年国家发展到新的高度，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整个现代化过程应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时候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以及重要性更加凸显，所以把它上升为“五位一体”的高度，原来我们是“四位一体”。十八大提出了共建“美丽中国”，而且单独放到一章，指向非常明确。从最早中国建设富裕小康型的中国，后来我们要建设一个富强的中国，现在发现，衣食足了，有钱了，还不够，我们还要建设一个美丽的中国，山河美、环境美的中国。应该说，这个发展内涵由最早关注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上升到了环境需求、生态需求、发展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