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感作为传媒人的一员，也有责任，因为当时我在北京，但我浑然不觉。我做过不少污染报道，总觉得好象看到烟筒，看到厂矿才会有污染，所以生活在一个大城市里就无知无觉。

　　人都是从无知到有知，但既然认识到了，又是一个传媒人，就有责任向大家说清楚。不耸动，也不回避，就是尽量说明白。因为如果大家低估了治理的艰巨和复杂，容易急，产生无望的情绪。如果太轻慢，不当回事，听之任之，更不行。所以尽可能公开地去说明白，也许可以有很多人象我一样有改变，为治理大气污染做一点事。

　　记者：这一年你都去了哪里？

　　柴静：我拜访了国内外多家研究大气污染的学术机构，去了一些污染严重的现场调研，调查了背后的执法困境。接触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改委能源所、工信部产业司、环保部等职能机构，也去了伦敦、洛杉矶这些曾经污染严重的城市，想找到一些空气污染治理的教训与经验。

　　记者：发现了什么？

　　柴静：我想回答三个问题：雾霾是什么？它从哪儿来？我们怎么办？

　　以PM2.5之微小，人眼无法看到，这是一场看不见敌人的战争。所以这次我携带仪器，做雾霾健康测试，作为志愿者参与人体实验，分析呼吸成份，拍摄肺部深处碳素沉淀的后果，想向大家解释“雾霾是什么”，性质、危害、构成。

　　通过科学家向我展示的源解析结果，可以回答“雾霾从哪儿来”。我国的空气污染60%以上来自煤和油的燃烧，雾霾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能源问题。中国煤炭消费量在2013年就超过了全世界其他国家用煤量的总和。车的增速也是历史罕见。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得不同时面对数量和质量要求这两大挑战。通过调研，我发现我国燃煤和燃油大概存在“消耗量大”、“相对低质”、“前端缺少清洁”、“末端排放缺乏控制”四大问题。我也尝试揭示这几大问题背后的管理与执法困境。

　　“我们怎么办”是有路可寻的。从英美的治理经验可以看到，发生过“大烟雾事件”的伦敦当时的污染比当下中国更严重，但在治理污染的前20年，污染物下降了80%。发生过严重“光化学烟雾”事件的洛杉矶，车辆比上世纪七十年代增加了3倍，但排放低了75%。就象解振华主任所说，人类的教训和经验放在那里，证明污染可以解决，而且不必那么久，中国已经承诺2030年左右碳排放到峰值，碳排放与雾霾同源，有协同减排效应，这个峰值的倒逼，意味着未来只能向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的方向去，不走唯GDP道路，整个国家的治理体系、能源战略、产业结构都会随之改变，会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未来的创造者是抓住先机的人。

　　记者：你以前也做过很多污染报道，并且被评为环保部2007年度“绿色中国年度人物”，这次与你以往报道有何不同？

　　柴静：这些年我做过的一些污染报道，但都是就事论事，停留在监督某些排污企业和地方政府GDP冲动上，我自己也停留在一种“要发展还是要环保？”的简单思维方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