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争议较大的地方在哪里？

　　王金南：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效益现在要不要列入还有争议。比如北京，2014年PM2.5年均降了4微克/立方米，这会带来一定的生态环境甚至健康效益。但年均浓度85.9距离达标还有很大距离，测算出来的效益意义不大。

　　Q：2006年之后，1.0的研究结果就没有公开，2.0重新启动，结果还会公开吗？

　　王金南：2006年之后的研究结果我们给统计部门和地方政府都递交了，只是没有向公众公开。2.0版的结果，我们算出来了数据会送到环保部，部里愿意公开就公开。回顾过去的核算，我们发现世界银行算得比我们高多了。我觉得公开核算研究报告没啥了不起的。不行，通过发表论文公开也行啊。

　　Q：1.0研究数据是怎样的？十年有什么变化趋势？

　　王金南：2004-2012年，全国环境污染损失相当于GDP的比例，最高是3.05%。最新数据是2012年，占2.3%。

　　总体上，近10年全国环境污染损失总量是在上升的，但是相当于GDP的比例有下降的趋势，因为作为分母的GDP增加得更快。2012年，大气污染的损失最多，超过三分之一。

　　Q：为什么各个省的数据不能公布？

　　王金南：一公布，各个省就横向去比较了。1.0的时候，要求保密的几个地方，数字都不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想公布。

　　从研究到考核，仍有障碍

　　Q：2.0的结果会拿来进行地方考核吗？

　　王金南：我们做的核算都是研究，从研究走向考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说一个故事，当时我们开展地方试点时，某省自己也开展了核算研究。记得该社科院算出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失占到GDP比例是30%-40%，结果省领导火了，重新找了几个专家核算，结果是7%左右。

　　而且因为数据来源的滞后性，我们最新的核算研究只是2013年的。

　　Q：如果考核的话，方法还需要哪些改进？

　　王金南：制度和研究是两码事。研究本无所谓标准，但拿到制度层面很多问题就要说清楚了。如果建立制度，我会提出“从研究上升到制度的几大障碍”。数据质量是一个最大的障碍。数据的来源、质量控制、滞后问题，如何去解决？

　　技术方法也需要规范化。例如有些参数需要专家的认证，不能同样一棵树的生态服务价值在浙江10万元，而在北京只有1万元。

　　GEP和GDP也有差异。例如GDP算的是一年生产的经济产出，是年度数据，好比树的一个年轮。而GEP目前计算是存量，好比树的十个年轮，生态系统的变化不是每年的尺度变化，这是GEP最大的挑战。此外，像水果、文化旅游等，作为生态经济产品被核算入GEP，但在GDP中已经核算过了。

　　Q：如果不能进行考核，那计算出来的意义是什么？

　　王金南：201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那就要问，什么是接近，什么是达到？环保部门经常被综合部门责问：你是搞环保的，你说说究竟我们国家可以排放多少污染物？这不是一下子说得清楚的。

　　环境容量计算还可以给总量控制提供依据。初步研究的结论是，总量减排是持久战，是改善环境质量的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