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从6月4日发生漏油到7月5日开始披露漏油信息，已经过去整整一个月；而从最初溢油到9月接到国家监管机构“三停”通知这段时间，不断发现新溢油点，导致事故不断升级……“从一开始的遮遮掩掩到在各方压力下挤牙膏式地做出各种姿态，在渤海湾溢油事故处理中，该公司没有展示出一家国际公司应有的气魄和责任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油气行业人士表示。

　　事后，在相关政府部门主导下，作为溢油事故的主要责任方，康菲公司及其合作方签订了《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补偿协议》，分别就渔业损失与海洋生态损失赔偿、补偿13.5亿元和16.83亿元。此后，蓬莱19-3油田逐步恢复生产。

　　由此而来的赔偿金额成为第二个争议点。据介绍，同样发生在2011年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在巴西的石油泄漏事故，其规模与渤海湾溢油事故相当，巴西地方检察院裁决雪佛龙公司支付约合107亿美元的环境赔偿，这个数额是康菲公司赔付总额的二十多倍。“在英国BP石油公司发生墨西哥湾漏油事故之后不久，BP就设立200亿美元赔偿基金，用于赔偿受到损失的各方。”上述油气行业人士表示，这种做法可以保证各方长时间、全方面的诉讼索赔，方式值得借鉴。

　　而溢油事故发生后的生态修复及信息披露则成为第三个争议点。

　　2015年6月，中国绿发会就此向康菲及合作方中海油提起了公益诉讼，该案也成为国内首个正式立案的环境公益诉讼。中国绿发会提供的诉讼请求显示，渤海湾溢油事故发生之初，被告采取的只是一些临时性的措施，在清除海面溢油和海底油基泥浆工作上没有达到要求。此后，责任方虽设立生态修复基金，但钱的使用方向和进度没有信息披露。渤海湾溢油事故发生至今已有四年，被告一直未采取任何措施用于渤海海洋环境修复。而在该案立案近8个月的今天，中国绿发会仍在等待开庭通知。

　　查阅康菲方面提供给的漏油事故应对处理的相关链接发现，其相关应对处理新闻主要集中在2011年和2012年之间。而在网上搜索渤海湾溢油事故相关新闻绝大多数也都是2012年以前的新闻。

　　“无论是开始溢油事故发生后的危机应对、信息披露，还有信息证据的采集、保存，还有此后的诉讼索赔、量化评估，及生态修复工作……太多的环节漏洞警示了我国在应对环境污染事故中制度缺位和应对不足。”上述油气行业人士坦言。至最高院。”贾方义表示，在有效证据缺失的情况下，很难有转变。不过他依然对养殖户的上诉表示支持。

　　索赔难折射公益诉讼之难

　　2014年4月出台的新环保法明确支持环境公益诉讼，从而使得民间组织发起环境公益诉讼成为可能，这也成为中国绿发会起诉“渤海湾溢油案”公益诉讼得以立案的法律基础。

　　“虽然仍未开庭，但法院能受理，说明公益诉讼获得了一定突破。”上述油气行业人士表示，如果诉讼主体最终能够获得法院支持，对今后的环境公益诉讼会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从国外经验看，环境公益诉讼的索赔额度很高，对污染企业形成较大压力，往往具有更强的惩罚性和震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