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污减碳双管齐下最有效

　　自“十一五”开始，中国政府对高耗能工业企业设定了约束性的节能量目标作为考核其节能效果的主要量化指标。

　　上述报告称，对10家案例企业的调查发现，用节能量作为考核指标存在三大问题：10家案例企业上报的节能量共分为四类：定比法产品节能量、环比法产品节能量、定比法产值节能量以及环比法产值节能量。采用不同方法计算、不同类别的节能量并不具有可比性；

　　案例企业通过产量扩张完成了部分节能量目标，而这部分节能量实际是企业应对市场需求的结果，而非节能行动所致，因此无法对企业的节能行为产生强大的激励作用；

　　由于节能量类别及计算方法多样，且计算步骤相对复杂，因此政府部门对节能量的核查难度超过能耗总量以及能耗强度等其他常见的节能量化指标。

　　齐晔认为，鉴于节能量指标缺乏企业间可比性、无法剔除产量扩张引起的节能效应，且核查难度大，建议尽快以能耗总量和能耗强度的“双控”指标替代现有的节能量指标。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还对我国可再生能源融资进行了研究，追溯了2013年进入中国可再生能源领域的资金及其流动情况。研究发现，2013年中国可再生能源融资总额和投资额比2012年分别增加了0.8%和5.9%。

　　齐晔介绍，2013年中国可再生能源投融资主要呈现以下变化：投资侧财政补贴减少，政策支持重点、对象和范围均发生变化；融资渠道减少，可再生能源融资严重依赖于银行贷款，中小型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融资模式亟待突破；可再生能源发电领域投资减少，非发电领域可再生能源应用投资增幅较大；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能源替代和减碳效果显著。

　　“在可再生能源投融资总量继续保持增长的同时，可再生能源领域急需融资渠道和融资模式的变革和创新。”齐晔说。

　　上述报告称，中国现行的改善空气质量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以严格控制煤炭使用为核心，其中许多政策都要求企业降低能耗强度(或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和安装污染控制设备。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理事兼新能源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张希良表示，对于中国来说，近期内大幅削减煤炭使用能够同时减少大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的排放，但当要把煤炭挤出能源系统时，替代能源的边际成本将会逐渐上升。因此，需要进一步对大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进行有效的减排，分别设置空气污染治理和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并通过碳价政策来最有效率地实现空气污染和二氧化碳减排的协同治理。

　　张希良认为，与其他方式相比，治理空气污染和二氧化碳减排双管齐下最为有效。这样的政策思路将保证中国以最低成本实现2030年的达峰目标，同时为空气质量改善带来显著的协同效益。

　　张希良说，在实现2030年减排目标的行动中，中国政府还需要进一步强化和细化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进一步分解和落实全国及各省区市的减排目标和减排行动，持续推进节能与加强新能源技术的创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协调好经济、能源和环境的问题。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由清华大学与布鲁金斯学会联合创办，该中心致力于在中国经济社会变革及维系良好的中美关系等重要领域提供独立、高质量及有影响力的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