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参与过土壤修复的企业人士介绍，土壤的修复涉及检测、评估、设计、施工、监理、验收等多个环节。目前，大家对土壤修复的了解还不够，遇到污染严重、面积大的污染产地，甚至会要求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修复工作。

　　也有专家提出质疑，覆土封盖若要应用于化工场地污染，只能作为一种临时性处理方式。化工厂产生的污染土壤，其自然降解的能力很弱。如果没有进行隔断处理，将来可能会造成新污染转移，会给“毒地”附近居民区和学校带来长期威胁。

　　常州市政府回应说，修复调整方案获得国内知名专家咨询评估，并通过专家验收，目前，还将持续开展周边敏感目标的空气、土壤和地下水监测工作，“该地块的生态隐患是可控的”。

　　为了利益，还是为了公益？

　　早在2013年，菲律宾SM集团在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镇挑选了一块19公顷的土地，要在这里建造一个大型购物中心和城市住宅集为一体的商业综合体。该地块就包含在常隆地块内。

　　如果不发生这次风波，也许这块“毒地”顺利转型，且会成为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完美案例”。

　　从2008年开始，包括常州在内的苏南地区迎来一轮经济转型。作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化工整治的重要时期，一大批老工业企业搬出城区。常州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关停化工企业原厂址土壤污染调查，年内完成首批35家关停化工企业原厂址土壤污染调查。

　　其中，常州化工厂地块污染场地土壤和地下水修复工程处理污染土壤42万吨、地下水54万立方，创下“单个污染场地修复体量全国之最”。

　　2012年，常州市环保局在工作报告中提到，常州在江苏省率先制定、实施了管理办法和工作流程，国内首创在土壤修复工程施工中引进环境监理，实施全过程严格监管，而且在国内率先全面开展关停化工企业原厂址土壤污染调查，常州市污染场地调查与修复工作已走出常州特色，形成“常州模式”。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4年7月，常州市共完成了75家工业企业的遗留污染场地调查。

　　“毒地”修复似乎成为常州转型的必经之路。

　　此次被推上风口浪尖的常隆地块正是常州市第二个实施土壤和地下水一体化修复的农药类污染场地修复项目。该项目还入选了环保部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备选项目。

　　土地修复所要承担的是高昂的修复成本。江苏一家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刘刚（化名）介绍，这类“毒地”需要开发商承担一定的土壤修复成本，转让价通常低于通过土壤修复工程验收的全净土，这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高昂的修复成本给财政带来的压力。

　　常州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徐圃青表示，场地修复的价格很高，没有资金平衡，地方政府不会去做这样的项目。

　　新北区政府环保局一位官员称，无论是之前的修复方案，还是目前变更土地使用用途后的修复方案，其成本一直都由政府承担，“具体数额我们不掌握”。

　　2012年，当土地修复还在进行时，新北区就给常外发放了土地规划许可证。第二年，常外顺利拿到建设规划许可证。这个可以容纳2500人、投资3.1亿元的新学校与“毒地”只有200米远。

　　这所2001年由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独资创办的私立学校，初中部每年的中考分数和升学率在当地是“首屈一指”。小升初择校竞争中，学校成为家长“挤破脑袋”的选择。在“毒地”风波中，很多家长遭遇现实尴尬，他们坚持让学校搬迁，而不是让孩子退学，“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学校了”。

　　常州市政府的解释是，城市人口进一步向常州高新区、产业园区集聚，新北区也急需更为丰富的教育资源；常州外国语学校的异地重建和搬迁，不仅可缓解交通压力，也可大大提升北部新城教育的总体水平和综合实力。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锦楼说，在土壤修复问题上，国内外最大的差距在于理念。国外重视调查、防控，不得已才去治理修复，国内仍停留在开挖、异位等快速修复上。而这些工作更多是出于房地产开发的需求。

　　如今，这个被推上风口浪尖的项目，对常州相关政府部门来说变成了一个“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的教训：除了要承担修复成本，还要放弃一项2.9亿美元的投资，在利益和公益的选择上可能也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