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机制是《京都议定书》规定的三种灵活机制之一，为的是实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　　减排。在欧盟2005年引入的总量限制交易（Cap-and-Trade）体系中，各成员国的企业被强制分配一定的碳排放额度。如果超过这个额度，欧洲的排放大户可以买入一定数量的转化自发展中国家项目减排额的排放权。这就是所谓的CDM机制。

　　王鹏的基金扮演着游移于中国和欧洲之间的风险套利人角色。中国的一些清洁能源或环境项目实现的减排量经过核证后，由类似于王鹏所在的基金买入。在一级市场信息不透明和流动性差等情况下，这些基金往往能以偏低的价格买入经过核证的减排量，并在欧洲的二级市场以较高的价格出售。

　　自从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碳交易这个新兴的市场开始爆发式增长，王鹏们的业务也蓬勃发展。“我们有五个项目正在和联合国谈。”2008年盛夏的一天，王鹏兴致勃勃地说。那是碳交易的金色岁月，CER的现货价格在20欧元/吨以上，这些国际碳买家所花费的通常不过每吨几欧元，巨大的利差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和企业参与其中。

　　“我们正处在碳本位体制和美元体制博弈的时代。”王鹏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夕表示。他认为碳本位将会崛起，而这背后的终极推手即是欧盟，它们试图将以低碳、清洁能源为核心的发展体系覆盖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这个被认为规模将在未来超过石油的市场尽管还只在成型阶段，但却无法被任何玩家忽略。JP摩根和巴克莱资本等英美资本巨头纷纷投石问路，由它们控股的益可资本和气候变化资本集团等碳买家亦是中国CDM市场最大的参与者。

　　不过，事情远没有想象那般顺利。从哥本哈根到坎昆，气候谈判带给人们的永远只有失望。《京都议定书》的主要条款即将在2012年到期，如果不能达成新的协议，全球碳交易体系将受到致命冲击。两年来，碳价正是因这种担忧和低迷经济的同时作用跌到了冰点。

　　多重压力让国内的碳交易商越来越难以承受。王鹏也是如此，过低的价格使他们和卖方之间难以达成协议。益可资本的一位项目经理表示，他们手中目前只有一些老项目尚在进展过程中。气候变化资本集团的原中国区总裁路跃兵则在更早的时候即选择离开，移师到了一家股权投资基金。“碳交易肯定会做得少一些，更多是作为股权投资之后的增值服务。”路跃兵在评价老东家如今的业务时说。

　　这种情况下，行业的大规模裁员不可避免。王鹏的一位朋友是一家外资资产管理公司的负责人，而这家公司的碳交易部门去年已进行了大幅压缩。“人员进行了精简，剩下的人投入时间也明显减少。他们的日常工作大部分花费在其它事务上，碳交易的工作已经降到最低。”王鹏说。

　　艰难破冰

　　2011年11月28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在南非德班召开，《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存续问题，是德班大会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这也是众多碳交易市场参与者们急切等待的“宣判日”。

　　在很多人看来，德班会议很可能走上哥本哈根会议的老路，这并不奇怪，各个大国的分歧是如此明显，最可能的结局就是在激烈的争吵中拿不出任何有价值的成果。不过，德班会议最后的“加时赛”挽回了许多人即将破灭的希望，决定实施《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并启动绿色气候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