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委员会正在考虑一项取消数百万碳排放配额的计划，以帮助稳定碳价。欧盟气候行动专员康妮.赫泽高(Connie Hedegaard)表示：“为了保护这一真正属于欧洲、节约成本的政策工具，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强化ETS，而且我们也正在这么考虑。”

　　但钢铁生产商等重工业企业坚决反对干预碳价。它们主张，如果该体系旨在将市场激励引入环保政策，那么干预价格就破坏了该体系存在的理由。一位行业游说人士批评道，这种做法是“在足球赛进行当中挪动球门柱”。

　　甚至连担心气候变化的分析人士也对干预表示警惕。“低价并不比高价更能表明市场破产，”巴克莱资本(Barclays Capital)碳市场主管特雷弗.西科尔斯基(Trevor Sikorski)以过去十年石油价格的巨大波动为例说道。

　　欧洲若想在本世纪中叶之前实现其经济“去碳化”的崇高抱负，最关键的便是要使碳市场正常运行。中国等鼓捣本国碳市场的国家也在仔细研究ETS，有朝一日这些碳市场可能会整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全球性的交易体系。

　　碳市场成功与否还是一件关乎欧盟全球声誉的事情。欧盟陷入债务危机已有两年之久，这场危机使其最宏伟的单一货币计划黯然失色，同时也打击了欧盟的自信心，拉低了欧盟的全球地位。

　　上周二起举行的中欧峰会，生动地呈现出欧盟已然改变的处境：欧盟领导人毕恭毕敬地来到北京，希望说服中国从其巨额外汇储备中拿出一部分，帮助欧洲化解危机——而上上周双方在碳市场问题上发生的对抗无疑令这项使命更显尴尬。

　　远在欧债危机爆发之前，未制定共同军事政策和一致对外政策的欧盟，将气候政策确立为其可能领导世界并投射“软实力”的领域。碳市场正是支撑其这一前景的手段。

　　ETS是从美国借鉴来的机制。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出台了“限量及交易”办法，以遏制使湖泊和江河变臭的工业污染。ETS的吸引力在于，它看起来简单易行：政策制定者要做的全部工作不过是为欧盟的年排放量设定一个上限，然后便可退到一旁，让各家企业自己去寻找最具成本效益的减排途径。它们可以投资开发清洁技术，或者选择到二级市场向能效更高的对手购买排放配额。企业对这个主意表示欢迎，因为它们相信，与其他形式的监管相比，这种办法令它们受到的干扰更小。

　　然而，欧盟的尝试暴露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如此错综复杂的市场，却要基于政策制定者做出的长期预测来运行。在经济发生剧变、企业界游说人士不断施加压力之时，这个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

　　“ETS已成为一个笑柄，”瑞银(UBS)分析师佩尔•莱坎德(Per Lekander)表示。他估计，市场上充斥着过量的排放配额，比满足今年合规要求所需的总量多出35%至48%。他预测，至少在2025年之前，排放配额都将一直处于过剩状态。“理论是好的。只不过，当理论遭遇政治现实时，它就走样了。”

　　理论和现实的首次碰撞出现在碳市场创立之时。为平息企业界的反对意见，欧盟委员会设定了一个慷慨的排放上限，并允许成员国政府向其青睐的行业大肆发放免费排放配额。随后，在电力等行业，有些企业在免费使用配额的同时却按相应排放量的市价向客户收取费用，从而斩获了数百万欧元的意外之财。

　　欧盟后来采取了连串的改革措施，希望打压免费配额。从2013年开始，半数以上的排放配额将通过拍卖来出售，而电力行业排放配额拍卖出售比例将升至100%。未来掌握局面的将是布鲁塞尔，而不是各成员国。

　　不过，一场历史性的衰退降低了整个欧洲的工业活跃程度、以及碳排放量，因而也干扰了上述改革措施。有些企业以减排可能导致工作岗位流失为由劝说政治家软化规则，这场衰退也让它们的论据更具说服力。“企业界的游说活动极为有效，”欧洲议会环境委员会委员、英国自由民主党人士克里斯.戴维斯(Chris Davies)表示。“政治家根本不敢做任何可能导致某个行业关停或工作岗位流失的事情。”

　　多少有些违常理的是，碳市场新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是欧盟的另一项环保事业。欧盟正在加大力量提升能效，环保人士和经济学家将此誉为抗击全球变暖的最具成本效益的办法。但这项事业的成功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总排放量会有所下降，碳价将进一步低迷。

　　在欧洲议会绿党党团成员、荷兰人巴斯•艾克浩特(Bas Eickhout)看来，ETS的根本缺陷在于：欧盟的政治家们未能就其目标达成一致，就在混乱中推出了ETS。“我们的目标只是为了得到一种设定碳价或刺激创新的有效工具吗？”他问道。“这是一场涉及根本的政治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