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房住进楼房后，最让北京老太太孙冰燕头疼的，就是逢年过节，收废品的人回老家了。就算居民区有人收，她也要“叮铃咚隆”响地拎着垃圾下楼，子女很担心她不小心磕着绊着了。如今，孙冰燕只要自己或委托子女，在手机客户端上定制上门服务时间，一群戴着“再生活”胸卡的小伙子就会主动上门，帮孙冰燕给废品分类、称重，并将回收资金计入她的客户端账户中，账户里每一分钱都可以在“手机便利店”选购日用品——这是“上门回收派”。

　　而这些老年用户正在上班的子女、正在上学的孙子女，则在另一个应用场景里跟废品回收打交道。他们在商超百货购物时，在公交地铁乘车时，在学校操场运动时，可以把喝完饮料的塑料瓶扔进一个“大机器”里。这个印有“盈创回收”的智能回收机，通过扫描条形码等科技手段，自动识别饮料瓶的大小样式。投入瓶子后，用户既能选择无偿的捐献模式，也能选择有偿的返利模式——这是“公共场所回收派”。

　　今年7月，是“互联网+回收”的引爆之月。当月，国内首家基于移动互联技术、提供标准化到门服务的再生资源回收商、运营商——再生活（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再生活”）获博观资本数千万级A轮投资。

　　同一个月，国内首个智能固废回收整体方案提供商和运营商——盈创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简称“盈创回收”）从全球最大的上市基金管理公司富兰克林邓普顿基金集团那里，获得A轮1500万美元投资。

　　中国废塑料协会会长杜欢政曾预测，中国废弃塑料应用的市场价值在1000亿元以上。今年5月，商务部发布《中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报告》并指出，传统再生资源回收产业，通过嫁接互联网进行升级改造，不仅可有效减少行业中间环节，使信息更加透明化，还有助于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现在，两大流派的互联网回收公司，正与个体游商、传统回收公司逐鹿“垃圾生意”。

　　利益驱动垃圾回收

　　7月的一个周末，夏凡在小区找人上门收废品，他下楼叫了三趟，拾荒者每次答应下来，过一会又忘了。上门之后，收废品的人不给过称：“一口价，一块五吧。”夏凡估摸着，这堆废品如果正常上称，至少值三五块钱——他很无语：自己公司的业务，还没覆盖自己居住的小区。

　　“废品回收行业已经几十年没有变化了。”夏凡对经济观察报说，个体游商在居民区形成区域垄断，就没有改善服务的动力。在个体游商的逻辑里，你卖给我，废品是我的；你扔了之后，我捡回来，废品还是我的——回收成本变得更低。

　　从废品回收的需求端看，在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人口居住密度在局部区域越来越高，生活垃圾的清运处理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再从废品回收的供给端看，随着人口急剧增长带来一系列“大城市病”，北京下决心疏解非首都功能，包括拾荒帮在内的个体游商遭到了清理。

　　垃圾回收和处理能力的供需失衡，正在加剧北京、上海、广州的“垃圾围城”局面。今年6月，环保部发布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4年，全国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为1.79亿吨，其中，卫生填埋处理量高达1.05亿吨——这是2014年全国机场货邮吞吐量（1356.1万吨）的7倍以上。

　　没有垃圾分类、回收，就难以做到垃圾减量化。虽然各大城市都出台了垃圾分类的处理办法，但效果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