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夏凡和几位同事从招商银行北京分行下海，进军废品回收领域，借助电子账户兑换日用品模式。一年之后，“再生活”拥有近十万用户，业务已经辐射到北京的西城、朝阳、海淀、石景山、丰台5个区、12个区域、300多个小区。今年内，“再生活”将进一步扩大在北京的覆盖区域，并将进军对卖废品更“精打细算”的上海市场。

　　与裸辞创业的“再生活”相比，盈创回收的“家世”更为显赫。盈创回收的母公司——盈创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是中国唯一一家可以生产食品级再生聚酯切片的企业。凭借成熟的回收网络，盈创回收已在全北京布置1500台智能回收机，今年10月还将上线约1000台衣物回收机，手机、节能灯回收机目前也在研发当中。

　　新旧势力争夺战

　　就在互联网势力风生水起时，传统势力依然强大。商务部数据显示，大批非正规再生资源回收者（拾荒者）活跃于再生资源回收领域，其中，城镇拾荒人员新增200多万人。80%以上从业企业是“夫妻店”、“小作坊”。

　　“互联网就要打破垄断，砍掉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夏凡说，“再生活”打断了“用户——小回收商——批发回收商——分拣厂——加工处理企业”的链条，让用户家的废品通过“再生活”，直接到达加工处理企业，大幅减少中间费用。

　　当“再生侠”的进驻抢了“破烂王”的生意，某大型社区拾荒帮从8人降至2人。随之，“再生侠”的电动车被扎车胎、剪电线，甚至有的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定期收取个体游商的所谓“管理费”，收废品的一闹，“再生侠”就被小区保安挡在门外，只能暂停该小区服务。

　　但“再生活”并不妥协。这些合伙人坚称，相对于个体游商，互联网手段能够预知用户何时、何地要卖废品，大大提高了传统废品回收行业的效率：1位“再生侠”每月可以服务1000户，每户每月上门次数在1.2-1.5次，也就是说，每人每月接单量高达1200-1500单，是个体游商的数倍。

　　支撑“再生活”底气的，还有它形成的牌照壁垒。2014年，合伙人们率先向有关部门申请，在“再生活”的经营范围加上“再生资源回收、批发”，这使其成为北京市唯一一家拥有正规资质的“互联网+再生资源上门回收”公司。没过多久，北京市发改委等10部门发文，将“再生物资回收与批发”列入在全市范围内禁止新建和扩建门类——后来者要想入行，已不容易。

　　如果说“再生活”与传统回收势力正面交锋，那么盈创回收选择与个体游商携手合作。盈创回收总经理常涛透露，在推出智能回收业务之前，盈创就一度是北京市最大的塑料采购商，而个体游商正是其供应商。盈创上门回收的“帮到家”业务5月上线后，已覆盖数十个社区，他们出乎意料地整合这些“散兵游勇”，不仅给他们支付薪水，上“五险一金”，还为他们及其子女发起公益捐助活动，通过增强他们的社会认同感，增强他们对回收平台的粘性。

　　用户比废品值钱

　　今年，“互联网+回收”创业项目风起云涌。在“公共场所回收派”，深圳市利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推出“碳粉世家”品牌，在线下布局智能回收终端机，在线上创造虚拟货币“碳币”，会员既能登陆“碳币”排行榜，还能在“低碳商城”换购山地车、净水机等环保产品。而在“上门回收派”，黑龙江的“好集啦”创业团队则整合1000多名废品回收人员，打造再生资源交易运营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