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学校污染事件三大追问：环评为何屡屡过关 土地修复为何收效难？
此前也有专家提出质疑，覆土封盖若要应用于化工场地污染，只能作为一种临时性处理方式。化工厂产生的污染土壤，其自然降解的能力很弱。如果没有进行隔断处理，将来可能会造成新污染转移，会给“毒地”附近居民区和学校带来长期威胁。
一位参与过土壤修复的企业人士介绍，土壤的修复涉及检测、评估、设计、施工、监理、验收等多个环节。目前，大家对土壤修复的了解还不够，遇到污染严重、面积大的污染产地，甚至会要求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修复工作。
常州市政府回应说，修复调整方案获得国内知名专家咨询评估，并通过专家验收，目前，还将持续开展周边敏感目标的空气、土壤和地下水监测工作，“该地块的生态隐患是可控的”。
据环保调查组专家介绍，最终评估结论尚待全部监测工作完成后才能得出。
常州“毒地”事件并非个案，类似问题在过去20年间屡见报端。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化进程加速，住房需求持续提升，数以万计的工厂企业关停搬迁，“厂退楼进”，潜藏极大风险的遗留场地，被再开发利用。
一些省市因此开始了土壤修复工作，并颁布相关地方性文件，专设污染场地管理部门。然而在实践过程中，“毒地”底数不清、修复责任难界定等现实因素，制约着“解毒”实效。
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院长张益表示，目前，我国污染场地的治理主要采用“先修复、再出让”模式，修复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土壤污染修复的资金缺口较大，仅依赖政府财政拨款肯定难以为继。
目前，我国对于土壤污染的防治还没有一部法律，相关工作也很分散。年内有望出台的《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行动计划》（又被称为“土十条”）被寄予厚望。
多名业内人士、环保专家表示，期待“土十条”的出台能够对场地污染的监管、治理形成指导，实现法规政策和体制机制上的突破，构建责任体系、资金筹集、场地流转强制环境调查评估、多部门联合监管、场地档案备案与公示等核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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