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17日，央视新闻以《不该建的学校》为题，对江苏常州外国语学校（以下简称“常外”）北侧废弃工业用地（以下称“常隆地块”）污染修复施工及可能由其引起的常外学生健康状况异常进行了报道。至此，自2015年8月该校搬入新校址后学生家长、校方、有关部门和媒体之间围绕“毒地臭气”产生的质疑、争论和冲突，被摆上桌面并一夜引爆各大社交媒体。

　　这不是常州所在的江苏省第一次因为环境问题上头条。仅最近环保部新鲜出炉的2016年3至4月份社会重点关注环境问题中，九起中有四起发生在江苏。环境问题使得经济实力领先全国的江苏省以这种不甚光彩的方式频频见诸大众媒体，然而按照笔者观点，此次常外事件乃至江苏省特别是苏南地区频发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之前三十余年当地苏南模式下乡镇企业工业化和地区大力发展大型重化工共同埋下的“地雷”，且由于当时苏南模式在全国被作为先进经验推广，类似发展模式被全国许多地区学习采用，因此可以推断类似环境问题在全国许多城镇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同样存在；而之所以江苏省成为曝光重点，原因恰恰在于其领先全国的经济实力和城镇化速率，快速城镇化使得大量的城郊工业用地转换为商业、住宅和公共用地，从而早早暴露出前期经济发展中遗留的污染等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次常外事件以及其他诸多已经曝光的环境问题为全国其他正在进行“腾笼换鸟”“退二进三”的城镇敲响了警钟：前三十年累积的环境问题，随着城镇化进入城市郊区化阶段，将会进入一个密集爆发期。如果环境控制法规不能及时完善、专业修复治理资格体系不能建立，则环境问题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产生持续影响，并且还可能会具有周期性爆发的特点。

　　三十年工业化中的环境“雷区”

　　回到事件发生地江苏常州。江苏省地形以平原为主，辖江临海，农商两便，是以自古便是富庶之地，经济繁荣，教育发达，文化昌盛。在此基础之上，清末明初，江苏省又凭借其领先全国的传统手工业和商业基础，成为近现代中国民族工商业发祥地。正是在这种重实业、重教育的地方文化下，改革开放后，江苏省自下而上形成改革动力，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劳动力剩余却不能流动的政策背景下，迅速摸索出由乡镇干部推动、建立乡镇企业、依靠市场调节、劳动力“离土不离乡”的新型集体经济模式，即后来费孝通提出的苏南模式。苏南模式肇始于无锡、常熟、江阴，并很快推广至整个苏南和部分浙北地区。在当时，这一模式极大地解决了苏南地区地方就业，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曾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模板”之一。小平同志称之为“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以常州为例，苏南模式鼎盛时期，相对于全省总量，常州市GDP曾占1/3、工业产值占2/3、农村经济总量占4/5、县域经济占90%。

　　当时，苏南模式以其乡镇干部推动、乡镇企业为主两大特点，在全国作为成功经验推广，被不少乡镇地区在发展工业化过程中学习采用。然而，对这一模式的批评正是集中在这两点：

　　1. 乡镇干部推动，因而产权公私不分、政企不分，地方政府拥有企业控制权并分享企业收益，因此在企业监管控制上难免手软，加上政府对企业的过分干预和不按经济规律办事，追求短期效益，对企业长远发展不利，环境等外部性监管更是缺位；

　　2. 以中小规模乡镇工业为主，缺乏规模经济和标准生产流程，生产工艺落后，“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是常事，工业布局太分散，造成污染难以治理，生态环境恶化，基础设施投入大，城市化率提高慢，服务业发展滞后，社会化分工难形成。

　　今天来看，苏南模式对苏南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是难辞其咎的。读者不妨想象一下：一个有些手工业历史的村子，干部突然号召大家从农业转为搞工厂，做什么最有把握？高科技做不来，村子不大不小也承担不起太高的投入，加上可能村里有些简陋的化肥或者造纸技术。如此一比，开个小化肥厂或者造纸厂是最便利的选择，而且投入小产出高。在这样的思路下，中小型企业工厂遍地开花，落后的工艺技术和小作坊式的低效生产加上几乎没有的三废处理，造成的浪费和污染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江苏省具有民族工业基础，又有临江之便，因而化工业成为地区发展重点产业，沿长江布局石化化工更是成为《江苏省“十二五”规划纲要》等重要纲领文件中的重点。2016年3月，《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驱车从南京沿江向苏中、苏南行走发现，沿途有宁扬化工产业带、常州泰州段化工带、江阴靖江重化产业带、南通如皋张家港化工产业带、常熟太仓南通化工业产业带等等，绵延数百公里。密集的化工园区布局因为污染问题饱受诟病。对长江中下游水质监测相关资料显示，江苏化工行业每年废水排放量占到该省工业废水排放量的30%，排放的主要是COD、氨氮、挥发酚和石油类等主要污染物，占该省工业排污总量的25%以上。这还仅仅是沿江排走的污染，留存在工厂土地上和周边空气里的污染更是不可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