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问题的核心特征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态一起恶化并相互交织，而复合性污染在当今世界的农村中也最为严峻。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众多的污染主体和缺失的环境监管保护机构共同形成了共犯体系。

　　如何改造破碎化而又非常低效的治理体系、接纳农民的组织化参与，已经成为重要挑战。

　　农村问题的环境维度：复合污染集大成

　　在工业化、城市化高歌猛进的时代，许多国家都存在着以凋敝为主调的“农村问题”。但从数量规模和问题的复杂性、严峻性而言，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

　　农村问题像中国这般突兀。

　　撇开二十多年来城市化大跃进过程中已经消失或铲除的一百多万个自然村，以及少数的明星村不论，大部分现存的中国村庄的核心问题在于：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态一道恶化，并相互交织。

　　按照环境保护部五年前的说法，在全国近60万个行政村中，有20万个村庄的环境“迫切需要治理”。

　　以我本人的观察和理解，迫切需要治理的主要包括三种类型：

　　一是有醒目的黑水存积、垃圾堆放的村庄，平原地带、大中城市郊区的大部分村庄都可归入此列；

　　二是盘踞着各种污染工厂或养殖场的村庄，这在那些工业扩张迅猛的地区，以及规模化养殖较发达的地区较为多见；

　　三是有矿产资源开发的村庄，表现为严重的生态破坏，比如能源大省山西，它的“矿产资源型”村庄就达5266个，其中近3000个村庄（约200万人）位于煤炭采空区，存在水源枯竭、土地沉陷、房屋开裂或坍塌的状况。

　　当然，三类现象在不少地方是叠加的，属于集大成。

　　“20万个”应该也是粗略的推算，要准确把握农村环境，还需要注意一些宏观数据和经验资料：

　　——中国长期以不足世界10%的耕地消耗着世界35%左右的化肥，2014年施用量达5996万吨（折纯量。是1978年的6.8倍，多于1970年代十年的用量），相当于印度和美国用量的总和；其中冀、鲁、豫、苏、皖、鄂6省就达2523万吨，小麦大省河南则突出地达到706万吨，平均每公顷耕地施用800多公斤。

　　——农药的施用量没有公布，可参考的是生产量，从1978年的50多万吨增加到2014年的180万吨（原药。部分出口，同时也有进口）。一些地方的个案资料显示其喷洒强度：一季水稻可达15次，果树从开花到采果约20次，青菜平均每周1次，草莓3天左右1次，苦瓜则到了“用刷子刷、用桶泡”的地步。

　　——作为世界最大的肉、蛋生产国（2014年肉类产量8700多万吨），对应的是15亿头/只猪牛羊和数百亿只鸡鸭鹅。它们大都不再是“家禽家畜”，而是肉蛋奶生产机器，也是造粪机器：仅猪、牛、鸡三大畜禽的粪便排放量即达27亿吨。而为了让它们快速而又“可持续”地生长或生产，各种兴奋剂、消毒剂、抗生素等常规和非常规用药都是需要的。

　　——每年90多亿吨生活废水（平均每个行政村十几万吨）大都是直接排放，近3亿吨生活垃圾（不包括从城市运去的）大都是直接焚烧、填埋或丢弃。

　　总之，即便不包括工矿业的污染和破坏，仅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排放的污染物、废弃物，就已经超过了农村的水土所能容纳和自然降解的程度。

　　按照全国污染源普查数据，农业部门排放的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分别占到全国排放量的44%、57%和67%，以至于农业部门也认为到了“不得不治”的时候，提出到2020年实现化肥、农药使用的“零增长”。

　　我个人的判断，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国农村的环境形势可能最为严峻。都说印度和非洲一些国家的农村“很脏”，但那主要是可治理的“卫生”问题，而中国农村的环境污染已经较广泛地深入到土壤和地下水，其中有些地区到了一两代人之内“不可治愈”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