觊觎中国碳纤维市场这块大蛋糕的何止日本。前不久，土耳其本土黑马Aksa公司在短期内生产出的碳纤维更是以110元/千克的售价抛向中国市场。“这是绝对的倾销。”国家碳纤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徐华说，“这个价格比我们能算出来的160元/千克的理论生产成本还要低。”

　　被冲击得支离破碎的市场背后，正是中国碳纤维产业化的缺失。10月份，在宁波举行的全国碳纤维产业发展大会上，徐华就曾坦言，我国碳纤维生产企业并没有真正地抱团发展，形成自己的产业。虽然踉跄地走完了10多年的产业化之路，但如今又再次站在了十字路口。

　　郝相国对此感同身受。作为这一切的见证人，他目睹了新兴产业大跃进时的巅峰，也经历了全行业亏损的低谷。他所在的郝氏企业——全国首家碳纤维民企——在这场碳纤维产业化试错道路上备受磨难，不仅在20多年的碳纤维之路上没挣到一分钱，还要在内耗与围剿中挣扎求生。

　　有人对郝氏企业存活至今倍感意外，也有人笑称这是适者生存。深谙游戏规则的郝相国并没有马上给出答案。但整个郝氏企业的生存之路，却足以给中国碳纤维乃至新材料产业敲了一记警钟。

　　门外汉的抉择

　　大多数碳纤维生产企业最初都是门外汉，他们的跨行业转型源自一条消息——“碳纤维以后能挣大钱”。郝相国也不例外。

　　郝氏企业是由来自兰州的郝氏三兄弟一同创建的，郝相国排行老三。在进入碳纤维领域之前，由于家境贫寒，三兄弟高中毕业后就跟着父亲学手艺，一起做起了制毡生意，勉强维持生计。

　　1988年制毡厂成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父亲所在单位接到当时兰州炭素厂一个项目——给碳纤维领域的一个产品做配套。这让郝相国对碳纤维开始有了模糊的认识。

　　正式成为卖“碳”翁是在1994年。“那时许多客户和专家来和我们说，搞碳纤维以后能挣大钱。”在郝相国的记忆里，当时对碳纤维的理解只能用“啥也不懂”来形容。

　　一听到能挣大钱，再加上制毡厂效益一般，不免让郝氏三兄弟红了眼。年轻气盛的他们并没多想，立即把当时的全部家当砸了进去，甚至还借了一部分高利贷，全国首家民营碳纤维企业由此诞生。

　　万事开头难，公司成立之初就遇到了大麻烦。当时国内做碳纤维的都是吉林炭素厂（下称吉炭）、兰州炭素厂等几大国有企业，并没有可以直接复制的民营生产模式。在向这些国企提出上门参观学习被以“军工项目”为由拒绝后，心灰意冷的郝相国突然觉得这个行业似乎并不友好。

　　既然不能上门，就把他们请来。辗转反侧数夜之后，郝相国利用换位思考，很快就抓住了这次为今后发展奠定基础的良机。

　　虽然当时几大国有企业都有碳纤维项目，但真正做出产品的只有吉炭。郝相国不断观察发现，碳纤维企业之间存在一条沟通交流的鸿沟，导致每个企业的专家都憋着一股劲，能力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如果把这些专家聚在一起，既能进行头脑风暴博采众长，又能实现他们的科研理想，可谓一箭双雕。

　　不久，瞅准机会的郝相国便以私人名义把专家们请到兰州，仅用时一年半，全国第一条包括工艺和设备在内的民营碳纤维生产线就在当地投产。相比之下，国企5年以上的投产时间，效率相形见绌。

　　郝相国的成功，立刻引来一批企业家们的跃跃欲试。1999年，国家要大力支持发展碳纤维的消息在内部流传开来，无疑，这让早已被吊足胃口的他们想要从碳里掘金的欲望变得更加强烈。

　　2001年1月，两院院士师昌绪给时任国家领导人写了《关于加速开发高性能碳纤维的请示报告》，重新点燃了中国碳纤维的发展之炬。尤其自2007年起，短短几年间，碳纤维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一场跑马圈地的争夺战随即硝烟弥漫。

　　一时间，全国各地宣称产能超过1万吨/年的项目先后陆续开工建设，部分地区的政府和企业甚至不惜巨资，在碳纤维产业已整体陷入困境的情况下，还在密集上马新项目。

　　然而，很多地方宣称的产量并没有兑现，沦为“雷声大、雨点小”的业内笑柄。截至2012年，我国已经建成的碳纤维产能在10000吨左右，而真正的产量却只有2000多吨。这仅有的20%的产能利用率，正是我国碳纤维行业产业化技术还远远没有过关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