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正常情况来说，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合作路径是，科研人员把技术研究出来后转让给企业，获得一部酬劳或者与企业共享科研成果，随后科研人员可以投入更多的精力放在后续研发上。但碳纤维行业存在一个残酷的现实，就是当研发进行到一定程度，企业就开始与科研单位争名夺利，甚至把科研机构踢出局。

　　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无非带来两个结果：一个是企业从产业化建立到生产线投产，没有足够的技术人员作为支撑。另一个是倒逼科研机构自己找投资方开公司。这会导致我国碳纤维产业后续技术研发会逐渐削弱，技术人才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企业管理上了。

　　两种结果对中国碳纤维产业健康发展来讲，都是极其不利的。以郝相国20多年的治企经验来看，有些问题是骨子里的东西，很难改变。但在企业之间，他建议国家应该重点扶持几个企业，实现术业有专攻。“比如我们T700做得好，就专攻这个。吉炭T300做得好，就专攻那个。如果分工合作的话，很可能碳纤维企业的日子还好过点。”

　　没有交流是碳纤维产业的顽疾。但幸好这种观念意识之殇并非无药可医。今年，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在京成立，徐华作为主要负责人，正在力求找到治病良方。

　　这与当年郝相国的出发点不谋而合，但能否真正地抱团发展，有时还要看上游化工行业的脸色。

　　原材料之困

　　真正的“内耗”还远不止炭素行业本身，有时候战火还会蔓延至上游化工行业。

　　郝氏企业的第一条碳纤维生产线建成时，产能利用率仅为30%左右，这主要是由于上游原材料在国内十分稀缺，而原丝的质量又决定了碳纤维产品的质量。“当时原丝只能通过第三方从国外走私进来，风险非常大。”郝相国为了企业生存，当时冒险下了决定。

　　仅进口原丝一种原材料价格就把碳纤维的生产成本抬高了一大截。这让原本就做亏本生意的郝相国彻夜难眠，“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生产的原丝”，郝相国也曾暗下决心。

　　直到2003年，与山西一个原丝厂达成合作，郝氏企业才算勉强度过进口危机。但用惯了进口原丝的郝相国又开始为国产原丝的质量问题担忧起来。时至今日，原丝问题依然困扰着郝氏企业，他们不得不每年拿出收入的10%用于技术攻关，甚至考虑全盘收购山西这家原丝厂，进军上游产业链。

　　郝相国的想法多少有些被逼上梁山的味道。目前，国内存在着一种奇怪的现象：搞原丝的人似乎不太看得起腈纶工业的“粗犷”，而搞腈纶的人则觉得搞原丝的人“不懂工业”。我国拥有世界第二和第三规模的腈纶产业基地，也有很多科研单位与厂家小规模做出了类似T700和T800性能的原丝，但其产业化的进程十分缓慢。

　　这是一场炭素领域与上游化工领域的博弈。2005年~2006年，作为炭素行业协会秘书长，孙庆为了行业能摆脱原料瓶颈制约，曾多次跑过化工行业协会和一些化工企业。“碳纤维的发展的确很重要，我们也承认是原丝的问题制约了你们发展，但是要让我们下大工夫去搞技术攻关恐怕办不到，这点原丝的效益对我们来说是九牛一毛。”这是孙庆迄今为止听到次数最多也是最实在的回复。

　　在市场经济的大氛围下，企业以效益为中心无可厚非。令孙庆感慨的不仅仅是原丝的公关难题，其背后折射的体制问题更加让人深思。

　　中国新材料产业的发展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任何一种新材料产品，它所涉及的原料、生产过程和下游产品，都不是一个行业内部的事，而是需要多个行业共同协调发展。

　　在孙庆看来，国家新产品目录上的许多产品都很好，但实施起来都十分缓慢，明明知道是个前瞻性的好东西，但始终没人去落实技术攻关和组织协调。

　　没有优质原料如何生产优质产品，没有优质产品如何夺回市场？没有夺回市场何谈产业发展？被原丝卡住脖子的碳纤维产业就陷入了这个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怪圈。

　　在行业沉淀20余年的郝相国并非不知道问题的根源所在，但他现在能做的的确不多。

　　碳纤维产品不挣钱，除非通过规模扩张而降低生产成本。但扩张的钱从何而来？“我们现在就是在钱上卡住了。”缺钱少人的郝相国不得不将目光移向了赢利能力还不错的下游复合材料市场。

　　这可能是郝氏企业的唯一生路。碳纤维产业链每一级的深加工，都会产生高幅度增加值。业内有这样一种说法：如果生产碳纤维的利润是1，那么加工成预浸料后的利润是2~4，而加工成复合材料的利润将是4~8。

　　嗅觉敏锐的郝相国同样看到了下游产品的赢利能力：“我们的下游市场还不错，基本每天都可以推出新产品。”在他的蓝图中，郝氏企业未来要走的是“做强下游、反哺上游”的路线，而3500吨/年的碳纤维生产线以及进军上游原丝领域也将成为他的终极目标。

　　作为全国首家民营碳纤维生产企业，郝氏在无限的内耗和围剿中坚持屹立了20年没有倒下。也许郝氏的结局并不值得多少人去关心。但其故事背后折射出的新材料产业畸形发展通病和难题，却无法让我们一笑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