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评是个筐，却不装健康。”环保部政研中心环境与健康数据中心研究员王建生说，“国外的环评会评估健康风险，中国的建设项目环评却不评，规划环评要求了，效果待观察。”

　　中国环科院环境污染与健康科技创新基地副研究员段小丽介绍说，事后证明人的症状和污染的因果关系很难，不是短期和小样本的调查就能得出结论。但从国际经验看，不是一定要证明因果关系。比如日本水俣病、四日市哮喘的公害病认定就没有强调因果关系，而是首先划定区域：你在这个地区居住了多少年，这里的污染超标了，你又出现了某些症状。

　　“所以环境健康管理原则是强调风险防范，防患于未然。当周边有污染源、人有暴露途径，比如空气、饮用水等，周边的人有知情权，需要被告知风险。”段小丽说，“等到人们得病了，就已经晚了。”

　　进一步的，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程红光看来，当前我国环评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更应该突出规划环评中的健康影响分析和评估。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常州事件中首先要“打板子”的，不应该是学校的环评，而是规划部门。

　　“规划从源头上控制了风险，是治本的方法，也是国际经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苏杨说。工厂和居民常常是先来后到，如果规划部门在污染源附近批了住宅或学校，环保部门只能事倍功半。

　　常州事件中，也是先有化工厂，再建学校。

　　中国不缺乏相关规定。早在2009年，《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中就规定规划环评应当分析、预测和评估对人群健康产生的长远影响。但这条规定很难实施，直到2014年，修订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中提到了24处“健康”，对于如何评估进行了细化。

　　“阻力仍然很大，至今没有一个完整的规划环评做过健康影响评价。”参与导则修订的程红光失望地说。

　　环评单位不懂技术是一个原因，程红光跟着环保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给环评单位做过培训；健康影响的不确定性也给决策部门加大了决策难度，凭什么风险达到10的-6次方就可以批，-5次方就不批了？

　　但程红光觉得，这些问题其实可以解决。例如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时，也得按照当地的要求做环评，涉及健康问题工作也要开展。

　　不愿意做健康风险，根源还是“太敏感”。公众并不懂得COD、二氧化硫等污染指标和自己的关系，但一旦被告知这项目可能导致患某种疾病的风险增加多少，项目实施的阻力就会增大。

　　在一次有关环评研讨会上，程红光做完报告后，一位专家点评说，“健康评估是很重要，不过应该是50年后再考虑的事情。”

　　程红光认为，如果不及早开展健康影响评估以积累技术和方法，环评机构的技术水平就不会上升。而且这十几年，国内的环境健康基础力量已有所加强，可以选择典型行业如冶金、化工等先推行。

　　主要责任在企业

　　关注污染场地修复的高胜达则提出另一个视角：“现在大家把目标集中于环评、施工方的二次污染，但主要责任不在这里，而在污染企业或责任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