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投入不能指望财政拨款。2015年，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蓝虹称，如果采用美国和日本发展的方法，中国需要为清理土壤污染投入7万亿元。据中国经济网2015年8月报道，2015年中央下达重金属专项资金36亿元，支持30个地市重点区域重金属治理和37个重金属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示范工程。刚刚发布的“土十条”旨在“风险管控”，土壤修复专项，中央资金来源于重金属治理专项，地方资金来源于现有各路农耕地专项资金，也是针对存量资金的重新配置。这种结构也使化工、农药等无机物污染治理，如长三角以化工大省江苏为代表的区域，资金的筹措要更多地依靠创新。

　　治理资金优先用于保护类耕地。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院长张益曾撰文分析，修复一吨污染的土相比处理一吨污染的水，成本大得多。而较之于大气治理、水环境治理等相对成熟的产业，土壤污染治理还没有形成清晰的商业模式。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表示，要启动这么大规模的土壤污染治理，从污染源控制到资金链的建设等方面，我们都还没有准备好。此外，业内人士认为，土地修复是一项入不敷出的工程，地方政府资金有限，国家专项资金要优先用于保护类耕地，留给建设用地的资金更加紧张。

　　2、毒地开发建住宅：舆情风险第一源头

　　那么被污染的土地究竟谁来治理呢？目前主要有三种模式：谁污染谁负责；谁受益谁负责；如果找不到污染主体又没有人愿意开发土地，比如耕地和废弃的矿山等，还得靠国家。

　　现实情况是怎样的呢？

　　谁污染、谁治理：冤有头，债无主。据媒体报道，2006年湖北武汉三江地产花了4.025亿元拿下武汉汉阳区的赫山地块，2007年开发时发生工人中毒晕倒事件，事后才知道这块地70％的区域都遭到有机磷和有机氯农药污染。而污染这块地30多年的原武汉市农药厂已于1994年倒闭，之后组建成武汉南方轮胎有限公司，冤有头但债没主。另外一种情况是，在人们发现污染之前，土地已经被转了好几手。2010年，武汉长江明珠经济适用房小区所在的土地被污染近60年：1961－1965年武汉久安制药厂在这里生产硫酸和冰醋酸；1965－1997年，武汉长江化工厂建设于此；1997年后，化工厂停产，其中一个车间被某企业租来生产电镀添加剂，这些污染者分别该承担多少责任已经没法分清。

　　谁受益、谁治理：城市毒地开发商接手。据21世纪经济报道6月2日消息，专家指出，治理毒地，除了国家拨款的专项资金，地产开发商是另一个主要资金来源：毒地折价卖给开发商后，开发商承担一部分污染土地修复的成本。中国证券网2015年12月1日报道，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院长张益指出，目前36.3％的工厂搬迁后的场地都是污染的，又因为它们大多在市中心，极有可能变成住宅供给于居住。媒体报道，原广州氮肥厂，北京的化工三厂、红狮涂料厂等腾出的地块皆被开发成经济适用房。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副所长骆永明通过研究也发现，大量的棕色地块（毒地）用于了房地产开发。

　　谁买房、谁承担：开发商不是做公益。2006年3月，武汉三江航天房地产公司竞得“赫山001号”地块，建设商品房。次年发生工人中毒事件，才知道这一地块原属武汉市农药厂。随后开发商要求退地，武汉市土地储备中心因事先未告知毒地的背景而赔偿1.2亿元。世界银行2012年发布《中国污染场地的修复与再开发的现状分析》一文指出，“开发污染土地必须达到环境保护部门规定的污染治理标准，这样不仅成本高、耗时长，而且还要承担开发后污染物滞存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开发商一方面想通过污染土地的开发获取丰厚的利润，另一方面又担心污染土地带来的风险。”

　　苏州人熟知的苏州化工厂原地块，占地600亩，位于城南黄金地段，2007年至今闲置了9年。2010年专家评估该地块修复需耗资10个亿。有媒体就该地块开发为商住用地算过一笔账：根据同年苏州市类似地段的地价，苏化地块地皮价可卖出40亿－50亿元。然而，即便有这样的预期，苏化地块开发前的修复评估、技术选型、中试以及修复方案的确定，也是慎之又慎，直至今年4月一期工程才开标。

　　综上所述，资金短缺最终导致了城市毒地依托房地产修复开发的商业模式。毒地规划为住宅、商业综合体，开发商才敢接盘，最终通过把房子卖出去，将修复资金消化掉。如果开发成住宅，加上幼儿园、学校配套，买房的人实际是对毒地进行金钱与健康风险的双重埋单。因此，当毒地规划为住宅和商业用地，未来买房的人就成为毒地风险的承受者。

　　3、技术选型的盘算：舆情风险第二源头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土十条”的出台，土壤污染防治战役将正式揭幕，土壤修复市场空间有望达到7869亿元。然而相对于大气治理、水环境治理等相对成熟的产业，我国土壤污染治理还在摸索中。在现有的时效、资金、技术等各方面压力条件下，开发住宅存在除毒不尽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