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上述现状，“土十条”第七条明确提出，“治理与修复工程原则上在原址进行，并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污染土壤挖掘、堆存等造成二次污染；需要转运污染土壤的，有关责任单位要将运输时间、方式、线路和污染土壤数量、去向、最终处置措施等，提前向所在地和接收地环境保护部门报告。”这使得依赖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的修复项目，将面临控制修复成本与保障人居环境安全之间的取舍－－

　　遵照执行，采用水泥窑焚烧技术的修复成本将大幅提升，挤压开发商利润空间。

　　2016年5月，中科院地理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863计划土壤修复领域首席专家陈同斌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指出，“土壤修复的科学规律，无法满足房地产开发商对速度的要求。”可以想见，在“土十条”的政策背景下，修复技术的选择和修复方案的设计，未来不再能仅仅从商业利益和成本因素来考量，更不能单方面以开发商意志为转移。

　　谁可以对不能很好控制二次污染的技术方案说不？

　　地方政府，技术专家，媒体，公众。

　　三、预防“双暴聚合”：给市长的三条建议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认为，妥善处理毒地修复成本与保障人居环境安全的矛盾，地方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综合舆论建言和毒地舆情风险调研结果，特向城市市长们提出三条建议：

　　1、遵循“土十条”规定，让公众知情，接受社会监督

　　城市建设用地中，那些让人居住和逗留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哪些建于曾经的“毒地”之上？公众很难知情。相关网站上找不到足够的信息，开发商的宣传也未见明确提示。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居住多年之后，才知道动用几代人积蓄外加贷款所买的房子，竟建在“毒地”之上，其愤懑可知。地方政府可否将“居住环境安全信息公开”制度化，并纳入政府网站服务指南等栏目？

　　对于已经启动修复的毒地项目，对媒体、公众关于二次污染和除毒不尽等问题的质疑，要尽快、正面、客观回应，不回避问题，积极主动解决问题，避免公众猜疑进而谣言四起，让政府成为众矢之的。新华网江苏频道2014年的报道显示，早在2008年常州市就已经启动了土壤污染调查及修复，2014年常州市已经完成了两批共75块场所的污染情况摸底调查，应该说常州市谋求向绿色发展转变，毒地治理抓得早，治理意识也很到位。但“常外毒地事件”一经爆出，此前政府的辛苦和努力被淡化，政府形象在舆论层面留下经久不去的负面标签。

　　社会监督作为制衡开发商不当行为的力量，也是政府主导城市毒地开发真正走向绿色循环的重要支持，更是激发全社会关注和参与土壤污染治理的必要途径。

　　2、做民心工程，到毒地规划的源头去解决问题

　　2016年4月19日，环保部陈吉宁部长在“展望十三五”系列报告会上表示，土壤污染防治的思路与水和大气的治理有很大不同，关键是风险管控，要先知道一块污染土壤对饮用水和空气有什么风险，然后通过改变土地用途消除这一风险。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秘书长骆建华则指出，土壤修复行业还没有成熟的商业模式，不具备大规模修复的条件，未来风险管控将是土壤污染防治的主要方向，不一定所有的污染土地都要马上治理。

　　“土十条”第四条明确提出，要实施建设用地准入管理，防范人居环境风险。地方各级国土资源、城乡规划等部门在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应充分考虑污染地块的环境风险，合理确定土地用途。

　　从土壤污染严重，到出台政策、完善法律法规，发达国家同样经历了从大乱到大治的过程，其治理污染土壤的经验值得研究和借鉴。比如，国外将“可持续性修复”定义为“实施修复技术带来的效果一定要大于修复工程的环境影响”，意指修复过程必产生不利环境影响，没有把握实现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就不要轻易动手。再比如，澳大利亚很多受污染严重的土地经评估和权衡后，最终并没有转型成商住用地。获得过多项大奖的澳大利亚BP石油公司遗址公园就是在原BP石油公司场地改造后建成的。英美等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受污染严重的土地也往往被建成大型森林公园，通过广种树木植被、建立生态系统等使土壤得以自然修复。我们的城市，是否也需要对毒地的恢复多一点耐心，从而摒弃在毒地用途规划上的急功近利，将土壤污染治理真正做成安心工程、民心工程？

　　城市毒地如果必须规划成住宅、商用，最终让购房人埋单，去承担人居环境安全风险。那就一定要详细规划，反复论证，选好修复技术，除毒务尽，控制二次污染。如此才能从源头防止毒地舆情演变成“双暴聚合”的趋势。